光陰似箭，如白駒過隙，過得這麼快呀！記得六十七年前，好像昨日之感。

        本人於民國五年四月二十日入學母校的前身「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」。當時是四年制中學，於民國九年三月（第二期）畢業。入學時一百二十人，畢業時六十八人。因學校規矩太嚴，一律要入學寮（宿舍），衣、食、住，均仿效日人生活風習，因不慣而退學者很多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一位校長是田川辰一先生，一般臆測他是鄭成功之母田川氏同族（鄭芝龍之妻）與台灣有因緣，是否如此，不得而知。田川校長是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畢業之文學士，從日本新瀉縣高中學校校長轉來的，是一位溫厚的篤學家，又是一位人格者。對本島人是無什麼差別感。當時母校學生都是本島人，後來改為與日人學生共學，台灣的學制是自小學至上級學校，本島人與日人分開。小學校是專收日人學生，本島人學生是不能入學的，本島人學生須入公學校。日人老師與本島人老師在同一學校混在一起教書，校長全部是日人。

        公學校是六年制，但是在鄉村是四年制，畢業後也有來都市再編入六年級。都市的公學校設高等科，後改為實業科，均為二年制。公學校學齡是八歲入學的。老師於星期六下午或休假日到家家戶戶訪問，力勸兒童就學，非常熱心。當時之教育方針，對於本島人是偏於實業教育，就是農工商教育為重。

         母校之創立係台灣人之第一個中學校，當時日本對本島人之差別無論由什麼角度來看，都甚顯然。當時台灣大先覺林獻堂、林烈堂、辜顯榮、林熊徵等諸位先生向日本政府當局提出陳情設立中學校。屢次交涉結果，受核准由本島人募捐貳拾餘萬圓（按當時一圓對美金一元等值）提供政府為校舍建築之費用。日人之學校由國費支出，故名稱為「台灣總督府台北（或台南）中學校」本島人之中學校開支是由地方費支出，故稱為「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。」上述大先覺之熱烈陳情因應創立，才有今日之台中一中。我母校歷史悠久，人才陸續輩出，在各方面對國家社會貢獻頗大。我們須向上述創立功勞者深深感謝，並祈他們在天英靈之冥幅（創立捐款者芳名刻在石碑，立於校門左邊）。

        民國八年四月一日改為「台灣公立台中高等普通學校」，校長亦易人，由小豆澤英男先生(係東京帝大文學院哲學系畢業文學士)來接任。對本島學生特別愛護，頗有親密感。聽說，後來台灣總督武官改由文官總督接任，由武官政治改革為文官政治時，母校險些被改為「台中州立台中第二學校」（台北、台南新設立第二中學，均收容本島人學生）。此乃出小豆澤校長之強烈爭取為第一中學（小豆澤校長是一位雄辯家）。

        改為「台中州立第一中學校」之後，內容充實，資格也與日本本土之中學校同等，具有可直接志願日本本國之上級學校，如高等學校或專科學校等之資格。茲略述當時之學制概況。在母校未創立之前，本島人學生可進入的上級學校是醫學校、國語學校國語部及師範部乙科（分為甲乙兩科，甲科是日本學生，一年制，專門養成公學校老師，在此校日人學生學習台灣語。）乙科是收本島學生而養成公學校老師。實業教育有農事實驗，工業講習所及糖業試驗場，私立中學校有淡水中學校及台南長老教中學校，女子教育有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（後改為第三高等女學校，即現在的中山女子中學）私立為淡水女學校及台南長老教女學校。

        母校一中創設於現在校地，原來是公共墓地，當時學課有手工及農業，各學生須購買木匠工具一箱，也有鋸、鑿、刨等作木匠工作，農業實習耕作播田（撒種），掘土時，有時掘出人頭、人手、人腳或蛇類等。當時有商事要項及商事簿記，商事要項是由台灣銀行台中支店長有田三郎先生兼任（後擔任華南銀行頭取及今董事長也）。當時的老師人才輩出，化學是加瀨勉先生擔任，後昇任日本東北帝國大學金屬研究所所長，理學博士。繪畫由鄉原藤一郎先生（東京美術學校畢業）擔任，後為台灣畫展審查委員，漢文由林慶先生（唯一用台灣語教尺牘的）擔任，書法係鹿港出身老秀才鄭鴻先生用台灣話教習寫大字。授課時穿長衫、馬褂。當時學生一律入學寮（學生宿舍），每天晚上自七點至九點在自修教室自修，母校的學生勤勉讀書的良好校風，就是自此時養成，到現在繼續猶存，實可讚佩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學四年間，最深刻留存腦裡的事有二，第一是民國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，有幾天三更半夜鬧看長尾星（彗星），學生起來爭睹，當時坊間所說長尾星出現是大戰爭爆發之象徵。第二是第一屆畢業生謝文達先輩志願飛行家，留學於日本千葉縣津田沼甚稀罕。謝先輩後移往中國大陸，光復後任職於台灣省議會，當時田川校長特別對他熱烈鼓勵。後來第三屆畢業生再出一位飛行士鄭清磊君，此乃台中一中特別傑出人才。在此希祈諸位同學好好保重身體，自重自愛，為國家社會服務。

        學校時代我們最愛朗誦的詩，吟之於後，與大家共勉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