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明治末年，日人治台已逾廿年，而教育政策仍沿兒玉（源太郎）總督及後藤（新平）民政長官時期之無教育方針之態，僅酌設少數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（公學校）兩制，乃針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經濟目的，而施以日本語文的初等教育、冀遂其愚民政策之標的。當時中、高等教育方面，又以日、台差別歧視，並多方設限，使台人難有接受中、高等教育的機會，台人欲更上層樓接受教育，卻無門可攀，僅少數有財力富家能送其子弟前往日本國內或中國大陸等地求學，致童齡稚子必須離鄉背井，獨處異地，而在台親長更因心懸海外孤兒，須在兩地往返奔波照拂，其處境之困苦可想而知。台人有識者深以為憂，亟思解決之道，而多數財力不足者，雖有資優才幹子弟，唯有望洋興歎，難以如願，高等教育之機緣因而喪失。

         民國元年間，先嚴林烈堂公為思突破前述困境，首倡由台人自行興學，創辦一所中等學校，以專收台人子弟，始能在台接受中等教育，並為日後海外研習高等教育之階梯，俾嘉惠全台有志之青年子弟。為自忖力有不逮，乃思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之旨意，破釜沉舟，以克於成；遂與族中諸兄弟紀堂、俊堂、獻堂、澄堂、楷堂協商，並獲熱烈支持，復念此舉為全台灣教育之千秋大事，若無有對日本總督府具影響力者參與，深恐不易獲准創辦。故先嚴復就商於內兄清水蔡連舫及其快婿板橋林祖壽二人，再訪鹿港辜顯榮先生與板橋林熊徵先生二人，幸得一致贊同。至是由五人林烈堂、蔡蓮舫、林獻堂、辜顯榮、林熊徵協商後，連袂拜會佐久間左久馬大總督，先期表明自行創辦台人中學意願，並立請總督支持准予創校。總督乃答以：「民間自行創校興校本屬美舉，個人之立場上深為感動，惟此舉涉及政府長期之教育政策，故不可能由民間來創辦。」先嚴探知總督之同情立場後，即由前述五人捐獻。經年風塵僕僕，奔走南北，所得參拾餘萬元，但因故實際上只獲貳拾肆萬捌仟捌佰餘元，其等創期間，歷經四年，終在民國四年五月一日開學。其過程之艱辛實非易易，惟望後人感念之。

        民國二十二年間（日本昭和七年）考入一中就學時，先嚴以往竹塘置地，而啟金庫時，卻在金庫最內側見有一本彰銀存摺，經查核該存摺為民國三、四年間為籌創一中時之公款，因疏忽而遺置金內，金額約參仟元，經歷十餘年之久，本息衍生已達柒、捌仟元，經將向銀行查證時，確認有設戶存款且金額無誤，唯依彰銀內之支存紀錄，屢有小金額之支存怪象，經雙方深入查證結果，查獲該盜用者乃行員身份，因銀行方面願全數補足，先嚴為顧及彰銀信譽及該行員之前途，而未予舉發。該批款項本為創校興學之餘款，當再用於校方，因之先嚴自行提示此款，並就商於各方，遂用該款之一部分來籌創大理石製「台中一中創立紀念碑」以詳記興學之艱辛過程；該碑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，由鹿港鄭汝南先生執筆，再完成，餘款則移交當時校長吉川收執。

        台中一中為台人自行創建之第一所中等學校，迄今已歷八十寒暑，在此期間培育造就台灣之無數精英人士，畢業生在社會各行各業之成就，全台人士有目共睹，此等榮譽成就，足使興學先賢之靈獲得慰藉；更望今日在校友，感念先賢遺志，寸陰是惜， 孜孜不倦於學術之追求，期人才輩出，使母校更發揚光大。二十年後，百年校慶盛典上，每位均係國家棟樑之才，是所期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