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吾台人初無中學，有則自本校始。」這兩句話，世代中一中人耳熟能詳。民國二年，台灣熱心教育人士，以林獻堂、林烈堂、辜顯榮、蔡蓮舫、林熊徵等人為首，創立本校。當初是想辦一所培育台人子弟的私立中學，然日本政府對台人教育並不熱心，對鄉賢欲自行創建學校，總督府答以「此舉涉及政府長期教育政策，不可能由民間創辦」。幾經波折，乃改為由民間建築校舍，捐獻給日本政府，再由日本政府設立，以專收台人子弟為條件的公立中學校。         當時由林烈堂捐土地一萬五千坪，加上其他創校委員奔走勸募，共募得二十四萬八千八百二十圓。於民國四年二月三日正式成立，命名為「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」。四月，舉行第一次招生考試，錄取四年制新生二班共一百名，於五月一日正式開學。          其時日本學制，中學為五年制，卻核准本校為四年制，可見對台人教育之刻意打壓，使畢業生因修業年限不足，不得報考專科以上學校。創校之初，教職員共十九名，僅鄭鴻猷、林慶兩人為台籍人士。鄭、林二人當時皆任囑託（即辦事員），兼任舍監，及教授漢文、音樂課程。鄭先生來校之初，年已六十，民國九年卒。林先生至民國二十四年，被校長廣松良臣逼退，離職前與學生在校園神社前（今光中亭所在）合影留念。至光復前，本校已無台籍教師。                     田川辰一為第一任校長，民國四年五月到職，至民國八年五月離職，田川校長是一位歷史學者。其時校舍尚未完工，第一屆學生假前台中小學校舍（今台中女中現址 ）開學，至民國五年學寮（學生宿舍）及部分教室陸續完工，才遷移回目前校址上課。         六年十月，校舍建築全部完工，全校班級數於田川任內，由兩班增為八班。八年，第一屆畢業生六十六名畢業，學校改名「台灣公立台中高等普通學校」。          第二任校長小豆澤英男，八年六月到職，至十三年十二月離職。小豆澤校長東京帝大哲學系畢業，任內發生學生抗議種族歧視，與日人洗衣店發生糾紛，學校為懲戒學生，宣布禁止全校學生外出一個月。         十一年，本校改稱為「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校」，為五年制，全校班級數，由八班增為十班。日人於台中另創設第二中學校（今台中二中），因主收日籍男生，當局欲將一中改為二中，引起全校同學及家長反對 。校長亦以個人去留抗爭，日本當局始允讓步，卒能保持一中之名。第十六期校友回憶此段往事，認為小豆澤校長雖為日人，而能超越種族立場，為台人爭取，足見其愛校之殷，一時在台灣民間傳為佳話。         第三任校長下村虎六郎，十四年至十七年任職本校。東京帝大英文系畢業，是一位作家，有《次郎物語》傳世，當時校歌為其所作。民國十六年五月，因炊事事件，學校當局袒護日籍廚夫，釀成學生與校方之衝突。五年級學長向校方提出宿舍長、寢室長辭職書，於是校長發出三道命令，包括停止住校生學生自治、停止學生一切發言權、住校生要絕對服從舍監的管理。同時校長本人遷移到宿舍居住，親自監督學生言行，引起學生極度憤怒。五月八日，有學生於宿舍內燃放鞭炮以示抗議，下村校長震怒，召集全體住宿生，言明如再有喧鬧行為，將動用警察權對付。                     其時廣州台灣革命青年團主要負責人張深切，以家長身分到校指責校方顛倒是非、教導無方，但為尊師重道起見，家長們願向學校當局道歉，希望校方不處罰學生。校長拒絕張氏建議，全場學生立時散去大半，開始計畫罷課行動，並發動全台學生同情罷課，呼籲同胞支持，進一步促使罷課鬥爭發展成民族鬥爭，並提出撤廢台日學生之間的差別待遇等訴求。十一日晚，大批警察憲兵包圍學校，次日夜，校長嚴令五年級住校生必須全體搬離宿舍，此舉激起全體三、四年級學生義憤，遂自願隨學長一起退宿。當夜凌晨兩點，一百多名學生搬離校園，十四日晚上十二點半，二年級學生亦集體退宿。學校當局隨後命令三、四、五年級住宿生無限期停學。台中附近之校友得知後，推派代表與校長溝通，盼能圓滿處理學生問題。下村表示絕不通融，遂連通勤學生及一、二年級學弟亦感不平，也加入罷課行列。校友們眼見事態日益擴大，於是召開歷屆校友大會，說明事件真相，下村見輿論喧騰，不可抑遏，一面委託各地警察到學生家中，威迫家長帶學生到學校謝罪復學；另一面用懷柔政策，請各地公學校校長勸誘學生們復學。         學生們堅決表示「以不犧牲任何一位同學為復學條件」，然此中仍有立場偏向當局之台人，遊說部分學生家長同意開除此事件中滋事情節重大之學生，最終校方接連公佈三次退學名單，計鄭連續等三十六名。此外，還有因憤慨不公而自動退學者，前後共六十多名。據台灣日報七十年登載報導，被退學學生有赴中國內地或日本讀書，亦有投身國民革命者。由此事件，除可知學生對校方高壓手段普遍不滿外，民族意識的發揚與覺醒，亦由此中略窺一二。         第四任校長楠基道，十七年至二十年任職。據十七期校友回憶，楠校長頗有日本人之優越感，不太理會學生，亦不關心台籍學生。其任內，一中仍維持招收二班，每年畢業生約五、六十人左右。             第五任校長吉川祐戒，任期僅約兩年。任內發生台日雙方學生打架刺殺事件，轟動一時。事發之初，日本警察局長欲入校內拘捕學生，吉川校長堅持校內之事，應由校方自行處理。台日兩方肇事學生，均遭退學處分，可見其有擔當及公平處事之風格。而被退學之學生，校長特別介紹到日本中學就讀，足見照顧學生之熱忱。          第六任校長廣松良臣，於二十二年到職，至二十九年離職。治校嚴格，除要求老師上課不得遲到早退，常要學生及老師星期日到校。學生制服則改為卡其布，不准再穿之前淺灰色開襟式三個銅紐扣的舊校服。廣松特別加強修身（公民）課，親自擔任教師，另新開作業課（即農藝）。廣松領導風格雖然強勢，然對學生有其用心之一面。據二十期校友回憶，他記得每位學生的名字與家庭背景，對於學生的個別輔導亦頗用心。在他任內，自民國二十五年起，錄取新生增為三班，於校園東邊建校內社，供學生參拜。全校並舉行鎮社祭，二十七年，禮堂完成（即今日之校史館）。          據二十六期校友回憶，廣松治校後期，恰遇二次大戰中日戰爭，也是教練課最嚴格之時期。學校百分之九十為台籍子弟，第二中學則百分之九十為日本學生，每年總檢閱，一中的表現總被評在二中之下。當時一中校訓是「質實剛健」，再者體育課也是極嚴苛的考驗，每年二月間，有所謂「寒稽古」訓練，就是利用嚴冬早晨，穿上一件薄薄的練習用專衣，集體練習劍道與柔道，為期約二週左右。不管老師或學生，都混在一起，任選對手作武道練習。而住在宿舍的學寮生，則有「非常點呼」的訓練，三更半夜警鐘響起，必須在兩分鐘內穿好制服，在操場上排好隊，等待舍監點名。二十六期校友回憶，此時對住宿生雖要求嚴格，但這也是許多學生日後最美好的回憶。住校生晚飯後到就寢之前，還有三小時的自習時間。各室並沒有教師督導，但三大棟宿舍近兩百學生，連一聲咳嗽也聽不見，其用功程度由此可見。另外二十四期校友回憶，若有夜間擅自跑出校外的，一經查獲，馬上遭「父兄召喚」，請父親到校長室，由廣松對家長嚴詞說教，然後仍予以退學處分。             第七任校長田中惠一，於二十九年到任，也是日人派任校長之最後一人。田中校長英文造詣頗深，與師生相處融洽，任內興建柔道館、農業體操倉庫等建築，提倡劍道。三十二年，日本政府修改「中等學校令」，修業年限縮短一年（五年變四年），以利徵兵，為日人作戰。三十四年，二十七期、二十八期畢業生及在校三年級學生，全被徵召入伍，駐守清水國小。八月，日本投降，一中同學於八月三十日返校，至九月十日恢復上課。全體日籍老師則於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全部免職，準備返國。田中校長回國後，仍來信勉勵同學勤讀，為台灣未來努力。          綜論日據時期，本校雖校長、教職員絕大多數為日人，學生受教育之內容，亦不脫日人之思維模式，然學生主體仍為台人青年，故一旦遭遇歧視或不平等之對待，經常引起學生自發性之抗爭。而校友又多為台人社會之中堅份子，基於護校之熱忱，往往居中調停，或為學生請命奔走，此種學長愛護學弟之情誼，背後實有延續台人教育理想之深意。比諸同時期其他頗具歷史之中學，光復前之校友多為日籍人士，而本校則多台籍菁英，於種族文化傳承上，可謂一脈相傳，綿延至今。再者，翻閱既往校史或舊檔案，可見師生、校友對理想教育者之要求與期待，故發為撰述文字，對歷任治校者有褒貶不一之評價，此種現象或可做如是之解讀。